俞樾无钱印刻《湖楼笔谈》 写信向顾文彬拉赞助

过云楼第一代楼主顾文彬(1811年～1889年)，字蔚如，号子山，晚号艮庵。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进士，历任刑部主事等职，最后在浙江宁绍道台的位子上请病假回到苏州颐养天年。在人生最惬意的最后十多年里，他与苏州士绅们交游频繁，一度与李香严、吴云、沈秉成诸人举行真率会，诗酒酬唱，游园赏画，逍遥自在。顾文彬与俞樾的交往没有与上述诸君那么密切，但留下的文本可以追寻当年的往事和友谊。

同治十年正月十四日(1871年)，顾文彬刚从京城归家不久就收到俞樾的求助信，原来他想印刻《湖楼笔谈》七卷，却囊中羞涩，直言需要费用五十元，请顾老兄赞助一下。

俞樾(1821年——1907年)，字荫甫，号曲园，浙江德清人，清末著名学者、文学家、经学家、古文本学家、书法家。道光三十年(1850年)进士，曾任翰林院编修。罢官后移居苏州，潜心学术研究，以经学为主，旁及诸子学、史学、训诂学等，可谓博大精深。

然而穷书生除了满腹学问之外，始终为钱所累，其所居住的曲园还是靠亲友们资助建造的，而今出书还是缺钱少金。顾文彬的个性豁达大度，热衷公益，一生助人无数，何况是出书这种雅事，接到信后的第二天就登门拜访俞樾，当面答应资助《湖楼笔谈》的出版。顾文彬与俞樾相差十岁，都是进士出身，前者是仕途顺畅的朝廷大员，后者是被老师曾国藩称为“拼命著书”的学者。一个坦率地求援，一个热情地资助，从以后两人的交往看，他们的关系相当不错。

顾文彬于同治十年过完春节就到宁波任职，在杭州拜会上司期间，就与朋友在杭州游览四面楼，顿觉此楼与“意欲造之过云楼同，可谓先得我心。四面天井甚宽，皆环以太湖石，凿池两处，又有回廊亭榭点缀，即此工程非数万金不可，非我之力所能为也”。

虽然一时能力有限，但这个梦想始终萦绕心头。随着他日渐厌倦官场的心情，急于想回家归隐，其子顾承响应父亲的号召，在苏州觅地造园。光绪元年(1875年)四月初四日，当他得知告病辞职的申请得到皇上的批准，立即赋诗一首：“感荷君恩疾许移，欢然喜气上双眉。始知襄宦辞官日，宛似顽童放学时。”

回到苏州，顾文彬与儿子顾承继续完善怡园工程，如购置湖石树木，请俞樾、吴云、沈秉成等好友题写匾额。怡园东边“得屋三楹，石栏环绕，梅树数百，素艳成林”，顾文彬为其取名梅花厅事，在其西边有“遁窟”，窟中一室命名为“旧时月色”，此匾即由俞樾题写。“旧时月色”四个字取自宋代词人姜夔的《暗香·旧时月色》：“旧时月色，算几番照我，梅边吹笛？唤起玉人，不管清寒与攀摘……”。曲园与怡园近在咫尺，俞樾说：“乐天诗云‘明月好同三径夜’，然则怡园中月色，亦可分照曲园乎？古人千万买邻，良有以也！”显然，俞顾两人都为做邻居而欣喜。怡园中的小沧浪东边的石屏上，也留着俞樾的墨迹——“屏风三叠”四个字。

光绪三年五月十七日(1877年)，顾文彬再次拜访俞樾，“送怡园记纸与荫甫”，请他写怡园记。园已造好，请人写下怡园的来龙去脉及园景园貌自然非常重要，而俞樾是最合适的人选，去年十月俞樾曾应盛康所请为其写下《留园记》，园林的历史就这样在士绅交游的雅趣中被生动地记了下来。

俞樾在《怡园记》中开门见山地说：“顾子山方伯既建春荫义庄，辟其东为园，以颐性养寿。是曰‘怡园’。”他从入门“看到子孙”写起，经“舫斋”“松籁阁”“面壁”，南行见到园中精舍“碧梧栖凤”，折向东边有梅树环绕的“梅花厅事”“藕香榭”……花木扶疏，亭台楼阁，荷池石屏，曲径通幽，美不胜收，最后写道“兹园东南多水，西北多山。为池者四，皆曲折可通。山多奇峰，极湖嵌之胜。方伯手治此园，园成，遂甲吴下”。

俞氏对怡园的评价既有主观上肯定好友所造园林的美意，更多的是客观描述，就如他所言“攀玩终日，粗述大概”。怡园与俞氏的关系还在延续，1987年“梅花厅事”匾由俞樾的曾外孙许宝骙补书，现挂在锄月轩内，下方则是俞樾的《怡园记》。

顾文彬喜欢写诗填词，留下了《眉绿楼词》八卷。同治十一年七月初四(1872年)，远在宁波的顾文彬思念苏州的友人，写了首《奉怀俞荫甫》诗：“东望乡关忆故人，传钞社稿剧清新。碧云红叶山游剡，白露苍葭水阻泰。远道诗筒欣可接，新凉灯火喜相亲。西泠旧有诛茅约，问字亭边愿卜邻。”初五、初六接连两日，顾文彬和俞樾韵写了两首诗。题匾写记、诗词唱和是文人雅士的交流方式，有了他们的高雅，便有了鲜活如昨日的过往烟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