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的火车票一票难求 车站天天“春运”

亲，放假回家不？车票不好买吧？其实火车票购票难不是今天才出现的，民国时期就很严重。当时只在开车前两小时发售，不预售且窗口少，旅客们也没有排队意识，只好东奔西跑四处乱问。梁实秋说得直接：“买票的时候，气力稍微虚弱一点的人，就许有性命之虞。”

在民国买火车票的场景一般是这样的：低矮的售票窗口，窗户是木头的，底下一个小孔，像一堵墙上挖了个洞。售票口外围着一道木栅栏。栅栏外是焦急等待的旅客，一个个伸长着脖子盯着那个小孔。突然，小孔打开了，售票时间到了，大伙一拥而上，你推我挤，争着把钱往孔里塞，乱作一团。

大多数民国人对于买票的描写，都离不开这些关键词：混乱、拥挤、无序。有人感叹道：“上了火车站，若是时间匆促了些，你想挤上去买一张票，至少要抱了头破血流的大决心，方能买得到。假使你是一个孕妇，或者抱了一个襁褓婴儿，除了求哪一位仗义的好汉代你买，别无他法。”梁实秋说得更直接：“买票的时候，气力稍微虚弱一点的人，就许有性命之虞。”翻看民国报纸，售票处确实有挤伤老妪的事件。

为什么买票这么混乱无序呢？

客观原因是人多、售票时间紧，车票只在开车前两小时内发售，不预售车票，售票窗口少。其实民国大火车站售票窗口的数目并不少，如上海北站有22个售票口，但实行的是分开售票，规定某窗口只出售某几站之间的票，某窗口只出售三等票。有的旅客不识字，有的旅客不知道自己到达的车站处于哪些车站之间，他们只能穿梭于各个窗口，来回打听，导致车站售票无序。

主观原因是买票不排队。实际上，在上世纪30年代以前，汉语里似乎根本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排队”这个词。1929年，大名鼎鼎的《生活》周刊曾发表了一篇文章，提倡国人树立“排队”的意识。文章写道：“‘Lineup’为关于西方社会秩序中一种美谈，我国之人自海外归者常乐道之。”在这句话的后面，编辑加了句按语：“此二字似可译为‘排队’，即人多之处，依先后排成一队，鱼贯而行，或立者等候。”但从这篇文章来看，“排队”在当时不算常用词，当时的人也许不知道啥叫排队。

1929年，还有人也在《生活》周刊发表文章，专门针对火车站买票拥挤的情况提出了建议，作者提出的解决措施也是“Lineup”。他建议各个车站找一个巡警，站在售票窗口前，“指导买票人依来到的先后次序，逐个买票，轮流上前，英语所谓‘Lineup’”。梁实秋在一篇文章中提到，北京被日寇占领期间，正阳门火车站长年驻守着日本兵，看见有人不排队立即狠狠抽一鞭子。

可见，管理不善、缺乏现代排队意识是民国前期购票难的主要原因。从上世纪30年代开始，民国大力改革售票办法，规定各车站增加售票窗口，并24小时开放，使旅客在任何时候都能买到任何等级、任何车次的车票。还在售票窗口增加了只容一人进出的“自动转架”，以引导排队。这些措施都取得了实际效果。

可惜，抗战爆发，这些改革的努力也化为乌有。抗战胜利以后，铁路受损严重，机车车辆非常缺乏，买票变得比以往更加困难。抗战后坐火车几乎天天经历“春运”。这种状况直接催生了两个新生事物，一是假火车票，二是黄牛党。假火车票这时候刚刚出现，数目不多，影响有限。黄牛党问题却已经相当严重。当时的大城市火车站周围天天都有黄牛党。有人统计，光广九火车站就有近三百黄牛党。政府出动了大量宪兵、警察、便衣打击倒票;粤汉铁路局还出台奖励措施，规定举报一个黄牛党奖励10万元。然而，无论如何打击，黄牛党依然络绎不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