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哪些人能够去台湾？去台湾究竟有多难
近日，电影《太平轮》上映，一段沉痛的内战往事——1949年百万大陆军民仓皇迁台——重新获得诠释。电影之外，今人多已未必了解，什么样的人，当年才能获得一张去台的船(机)票。
政府公务员最终抵台者，“通常不及原机关的十分之一人数”
近日，电影《太平轮》上映，一段沉痛的内战往事——1949年百万大陆军民仓皇迁台——重新获得诠释。电影之外，今人多已未必了解，什么样的人，当年才能获得一张去台的船(机)票。
至晚在1948年10月，陈诚被任命为台湾省政府主席时，蒋介石已有意将台湾作为日后退守之地。除军队之外，中央研究院是蒋介石最先指示迁台的机构。国民政府拨款三百万，作为中研院的应变经费。但中研院成功迁台的仅总办事处、历史语言研究所和数学所，其他12个自然科学研究所与社会学所，都选择留在了大陆。在81名院士中，仅朱家骅、傅斯年、李济等9人选择赴台，陈寅恪、李四光、陈垣等60人留在大陆。另有胡适等12人去美。
拒绝赴台的学者中，辅仁大学校长陈垣比较有代表性。陈垣读《西行漫记》后，“看到了老解放区十几年前就有了良好的政治……深深的受到感动”。北平围城期间，他给儿子写信说，“政府来电并派飞机来接，都未成行，后又敦促数次，均婉谢，因无走之必要也。”①
政府机构工作人员及其家属，是除军队外，政府组织的迁台群体的主体。但国民政府行政院，当时对所属各机关的迁徙，并无任何统筹计划，以致于各单位只得各自为政，结果不但资料损失惨重，人员流失也相当严重——人员流失主要有两大原因，其一，当时国民政府随战争局势一再播迁，先至广州，再至重庆、成都，许多公务人员往往因生活困顿，不愿随迁，选择脱离。其二，各机关组织迁台能力不一，但总体上均甚为困难，名额有限，故迁台前均曾大规模编遣内部职员。
当时赴台一票难求的情形，可参考张大千回忆。据张说：“原以为到了机场，就可飞离险境，那有如此简单的事啊！一看机场堆的都是行李，外加筹了一大堆扶老携幼的人。大家注意的是一位……点名的军官，叫到谁的名字，谁就可以上飞机了，人人都在想自己的名字，盼望被叫出来的那份急盼神情，真是不好形容……”②大略而言，最后国民政府五院十二部，“到台湾者通常不及原机关的十分之一人数”，“家眷未能随行者比比皆是”。③
除军队及政府机关人员外，国民政府当日已无力组织其他人员集体迁徙。较典型的例外，是“山东流亡学生”数千人，因偶然的机缘，得山东同乡会、澎湖防卫司令部及国防部、教育部介入，成功赴台——内战期间，国共双方争取学校、学生甚烈。及至国军在在东北和华北的军事逐渐失利，为不让学校及学生落入中共之手，曾一再动员北方各省大中小学校南迁。但在1949年，对“山东流亡学生”赴台，陈诚曾特意强调此乃个案，教育部也避谈此事，目的是尽量避免其他学校循例效尤。可见当日瓦解之势，已顾不上再谈什么“争夺青年”了。
就当时台湾的经济状况而言，即便是上述政府组织的迁台人员，也无力给予良好照顾。譬如，故宫博物院、中研院史语所的工作人员，只能借住在台大宿舍中。齐世英身为立法委员，到台湾后仅配给他“铁板自强新村一户水泥平房”。④
私人旅客被严格限制入境，抵台者多是公务员、军人、商人
至于私人赴台，起先几无限制，因此随着战局恶化，赴台者急剧增加。1946年，大陆迁台人数只有37978人，到1948年，这个数字增长2倍多，达到98580人。⑤
陈诚基于“防止‘共谍’的潜入”与“预防人口过分增加，以减轻台民的负担”的考虑，于1949年2月开始实施对私人赴台的限制，颁布了《台湾省准许入境军公人员及旅客暂行办法》，规定“暂准入境”者为“中央各机关派台工作人员及其眷属”“中央各院部会及各省市政府，因公派员迁台者”“工商人士”等七类，他们凭借相关证明，填写“入台旅客登记表”后，可购票赴台。到台湾后，“于十日内向到达地区之主管户政机关及警察机关申请登记，否则得限令出境。”⑥
台湾当局对入台申请的审查颇为严格。以1949年3月下旬为例，台北市批准发给204人入台证，驳回436人，申请通过率仅35%。规定实施后一个月的时间里，核准入台者有男10059人、女4710人、孩童1481人，共16250人，其中公教人员2876人、商人5830人、学生1111人、工人140人、自由职业者494人、农民91人、家务2944人，其他383人。⑦可见自由入台者主要为商人、公务员、教师，以及他们的家属。严格限制的同时，政府也鼓励一些人赴台，如军人购买船票可打六折，国大代表甚至免费。
总体而言，对军人赴台的限制最少。“军事机关及部队迁台者”不必登记、申请，只“必须将名称、或番号、主管姓名、人数、武器、及任务、驻地等，事先通知警备总司令部备查。”赴台的马德五，在1949年5月的日记中说，家庭会议上商量“上海是保不住了，‘共匪’马上就要杀过来了，父亲和德书堂兄是国民党老干部，被‘共匪’抓住﹐必死无疑。我是个国民党老干部的儿子﹐也是凶多吉少的。”因此，他们穿上军装，“跟随运兵轮船先行逃命去台湾。”⑧与之类似，国军从上海撤退时，王鼎钧侥幸上船，他后来说，当时“台湾限制入境，多少有办法的人来不了，我们竟无意中得之，似幻似真，如同梦境”。⑨
从1950年开始，由大陆赴台的人数明显下降。只有1955年较多，因大陈岛撤守时，有1.6万多百姓被迁往台湾。据台湾的普查报告，自1945年—1956年来台外省人约64万，再加上迁台的60余万现役军人，总数有120万左右。⑩
注释：
①刘乃和：《陈垣年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73页;②李永翘：《张大千年谱》，四川省社会科学院1987年，第256页;③⑤⑥⑦⑩林桶法：《1949大撤退》，第245、245、321、250页;④齐邦媛：《巨流河》，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第194页;⑧马德五：《我1949年的迁台日记》，《文史天地》;⑨王鼎钧：《文学江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第3—4页。
震惊！蒋介石败退台湾前竟偷偷做出了这种事！
蒋介石运金行动被曝光
1948年12月24日，地处上海外滩的中央银行和汉口路的中国银行一开门，便有成千上万的市民如潮水般涌进来。这些情绪失控的市民为挤进银行不顾一切地争抢、冲撞、踩踏，结果酿成挤死7人、伤57人的惨案。而这起惨剧的发生仅仅是因为被国民政府斥为“谣言”的一篇报道。
这篇报道的作者是英文《字林西报》的记者乔治·瓦因。1948年12月1日，乔治住在紧挨着中国银行的华懋饭店。午夜过后，他扶窗东望，从昏暗的路灯下发现中国银行的侧门(今滇池路74号)及圆明园路口，有挑夫模样的人：或两人担一箱，或一人挑两箱，从滇池路走向轮船，一艘500吨级的海关缉私舰也正停靠在黄浦江边。新闻记者乔治凭着专业的直觉，推断挑夫挑的体积小而沉重的担子里必定是贵重的黄金。于是，他立刻拟定并发出如下电讯：“……中国的全部黄金正在用传统的方式——苦力运走……”次日，英国报纸就刊登了这条新闻。路透社也发布以下新闻：国民党政府央行偷运黄金。香港的《华商报》12月3日及其他报纸也都转载了这条消息。
消息见报后，举国震惊。本来蒋经国在上海“打虎”以闹剧收场之后的金圆券就已经江河日下，发行仅半年就已贬值到五百分之一。此消息一出，金圆券更是如雪崩似地狂贬，完全失控。上海更是人心惶惶，没过几天就出现了前文所述的“黄金挤兑惨案”。
乔治·瓦因或许没意识到这则报道捅了一个多大的娄子。当局一面“辟谣”，一面抓捕“造谣者”。乔治很快被抓捕、速审速决判处死刑。幸亏其夫人赶紧托香港外国记者协会主席直接找到蒋介石求情，才获释放。
1948年12月24日，上海市民争兑黄金发生惨案。图为银行一开门，排队市民如潮水般涌入，秩序大乱。“绝密”的运金计划
范元健是国民党海关缉私舰“海星”号的船员。1991年8月，他在台湾忆起当年国民党运出黄金的情形，仍然记忆犹新。
1948年12月1日下午2点，范元健和其他“海星”号船员被告知，因接到最高机密任务，任何人不得离舰。谁知这一等就一直没了消息，到了深夜1点左右，船忽然开动，但并没有按照以往的航线航行，而是逆向在长江口左转开到了上海外滩中国银行码头。
接着便发生了乔治所看到的那一幕：一队身着百姓服装的挑夫，在荷枪实弹的军警护送下，小心翼翼地把一箱箱神秘的货物抬上“海星”号，船随即驶入茫茫夜色之中。等开到舟山群岛附近江面，船长钟福林才透露，此行的目的地是台湾。而这批神秘的货物，范元健在事后才得知，正是运台的第一批国库黄金。
蒋介石的秘密运金计划应该与其迁台计划同时出笼，是在1948年底。
国库的黄金对蒋而言是其立足台湾、另起炉灶的本钱，绝不能落入共产党和桂系李宗仁之手，为此，运金计划必须保持极度机密。10月9日，蒋介石密召央行总裁俞鸿钧，对他首次谈起以改储金地点方式为由转运黄金的问题。
为了谨慎，整个计划参与者全部为蒋的心腹，其长子蒋经国负责沟通护航军队，大舅子宋子文负责调度海关总署运输舰，俞鸿钧的职责是央行和金库方面的公文协调。据俞鸿钧的机要幕僚何善垣回忆，奉命筹划密运黄金期间，俞鸿钧“凡公文撰拟、缮写、用印、封发，均一人任之”。
几乎切断了与外界的所有联系，到启运之际，“军方施行特别戒严，断绝交通”，以免被人知晓。据时任上海中央银行稽核处稽核员张继凤后来回忆：“黄金运台是绝对机密，每个环节都是高度秘密作业，只有上层少数人知道。”但百密一疏的是，这个计划被一英国记者发现并捅了出来，难怪蒋介石如此的恼火。
在筹划黄金运台的同时，蒋介石还急电养病中的亲信陈诚，命其接任台湾省主席，蒋经国亦受命为台湾省党部主任委员。与此同时，大批重工业设备也开始陆续运往台湾。
据档案显示，抗战胜利之初，国民政府国库仅剩黄金不足3万两，而后没收了汪伪政权“国库”的49.5万两。1948年8月通过发行金圆券开始从民间收兑黄金，到1948年11月16日，据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当日向蒋介石的报告，共收兑黄金166.3万两。此外抗战中美国欠中国军用机场建设费4亿美元，国民政府拿其中2.2亿美元买了600多万两黄金。减去花销，到1948年底，国库黄金总数尚余400多万两。11月底，俞鸿钧接到密电，要求他在一个星期之内，将国库一半的黄金运到台湾，那就应是200余万两。后来留在大陆的曾任中央银行副总裁的李立侠的回忆也印证了这个数字，他说“海星”号这次运出的黄金为200.4459万两，其后的1949年1月1日又运出60万两，所以第一批从国库运出黄金共计260余万两。
“黄金挤兑惨案”发生后，国民政府立刻宣布停止以金圆券兑换黄金，而金圆券更是一泻千里，到1949年1月与银圆的比率已经变成1000：1;到4月23日解放军攻进南京时，1000万金圆券都兑不到1块银圆;到1949年6月，银圆价格更是达到了5亿金圆券一枚，此举使得许多小康人家倾家荡产。
蒋介石秘密运台450万两黄金流落何方？
1948年底到1949年初发生中国历史上最大的黄金跨海密运事件。蒋介石当时下令将450万两黄金(约3250亿元新台币)分装在木箱内，半年内分7次秘运台湾。450万两黄金运到台湾之后究竟存放在哪？蒋介石又如何运用这些黄金？60年后的今天，这些黄金还在吗？目前正在台湾TVBS电视台分集播出的纪录片《黄金密档》揭晓了答案。
据台湾TVBS报道，历经惊心动魄的运送过程，蒋介石的这批黄金从台湾基隆港上岸后，又是到哪儿去了？时任台湾银行职员刘明朝回忆说，“我们行员跟警察，我们坐在卡车的司机旁边，那个‘宪兵’啊，他架着机关枪，在这个卡车上面，连夜我们就进库。”
那座金库位于台北台湾银行总行地下楼，是当时台湾最大最坚固的金库。刘明朝回忆说，“它周围都是泥土都隔开，它没有一面是靠近泥土，就是金库是在房子的中间，它那个金库，当时号称是最大的炸弹，也没有办法破坏。”
从当年的照片上可以看到圆桶封条上，有着金圆券准备金的字样，证实是1949年从大陆运抵台湾的黄金，另一部分用方形木箱装运的，是以金砖为主，这些金砖则是来自抗战胜利后，美国给中国的军费。
运抵台湾的黄金的另一个存放地点，位于“联勤总部”保管库，位置正是今天的中正纪念堂，当时的金库负责人之一董德成，生前画下了金库位置图。
时任“军需署”收支司副司长董德成回忆说，“‘财务署’的库房，后来就是‘联勤总部’的，我们这个是收支处，它就摆在那个地方。”库房将近7、8坪的大小。
台“国史馆”档案显示，运台黄金的使用大致分成3大部分，其中80万两用于发行新台币，其余将近2/3的黄金都用在军饷和国共内战的军费支出，国民党60万大军的军费快速吞噬这批黄金，9个月后，黄金只剩12.5万两。
眼看就要无以为继，没想到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美国转向支持蒋介石，美援带来及时雨，台湾“财库”黄金又增加到108万两。
一甲子之后的2008年5月，台湾4名“立法委员”首度视察了传说中的金库。
“立委”卢秀燕介绍：“目前我们整个‘中央银行’现在的库存大概有1362万两，大概423吨，这里面真正在从大陆带过来，到现在还在里面的，那么大约是108万英两，只占里面的7.9%。”
据悉，这些黄金被存放在台北新店乌来山区文园营区的山洞里，被密不透风的保全系统监控着。卢秀燕说，那些同样格式的金库黄金都被放在同一个柜子里，柜子上面标识每一块黄金大概是多重、一个柜子里有多少块，等等。“如果你进去，的确是有入金山的感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