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权保护的第一次尝试 胡适致函提出打击盗版

胡适们的“反盗版运动”从呼吁、号召到行动，逐渐产生了推动力与影响力，社会各界联手整治盗版的举措也初见成效。

1932年5月13日，北平《世界日报》上刊载了一条重大新闻，迅即在文化圈与出版界激起反响。新闻题为“胡适等函请市府取缔翻版书籍”，全文刊出了以胡适为首的，刘半农、周作人、谢冰心、俞平伯等联合署名的一封致市政府公开信，一致要求严厉打击非法翻版书籍的印制与贩卖。信中称：“迭据报告坊肆奸商，大肆其翻版手段，渐由上海蔓延平津，稍有价值之书，靡不有翻印伪本，托乌有之店名，劣低廉价，以助销售，考其内容，则割裂拼凑，不复成文，亥豕鲁鱼，讹误百出，著述本旨荡然无存……深望对此著述出版两界之蟊贼，特加注意，除分函教育，公安，社会各局，并由各书局随时侦查举发外，特此函恳严饬取缔云云”。

其实，在胡适们的这封公开信发表之前不久，北平文化界的涉及盗版书侵权的举报与诉讼及政府相关举措，就已然成为了公众关注焦点。如史佐才的出版文书被人翻印的举报，让北平市公安、社会、教育三局联合会呈市政府，要求坚决取缔盗版书籍及惩戒盗版行为。市政府据此也做出了明确指令，拿出了具体办法，要求“限日将各种翻版书籍，一律销毁，倘有故违，由公安局查拿，依法处罚。”当时，这些政府立场与举措，均刊发于1932年1月12日的北平《世界日报》之上，是要让广大市民周知的。向北平政府机构举报盗版的史佐才，曾任北新书局会计，后入大新印刷厂工作；应当说，他是出版业内人士，对盗版的判定与危害有相当专业的眼光。所以，他的举报引起了当局的高度重视，相关举措也随之出台。

但就在严厉打击盗版行动的风头正劲之时，竟还有不法书商顶风作案。他们早前就将张恨水所著小说《啼笑因缘》盗版翻印了上万册，又将张著另一部新版小说《春明新史》也大肆翻印；此外，张著《剑胆琴心》、《银汉双星》等亦遭翻印，导致张损失惨重，愤然将盗版翻印书商告上了法庭。张恨水的这桩反盗版官司，当年也轰动一时，1932年4月24日的报道称“法院为保障文化计，维持文人清苦生活计，当不至令奸商漏网”，可见文化界人士对这桩官司的关注，主要还是寄希望于法院判决能起到“杀一儆百”的作用。

不单单是张恨水等的通俗小说类读物被疯狂盗版，但凡市面上稍有流行的读物都有可能被盗版，一些学术著述与学者文集也未能幸免。北平盗版书业规模之大，甚至还惊动了上海新书业公会，专门派人来此调查取证，进行维权活动。当年出版业界有组织地、有针对性地打击盗版、坚决维权的行动，正在跨地域、跨行业地持续开展，政府职能部门对此也予以了相当的配合与推进。继张恨水的官司之后，各界力量正在联合起来，进一步有计划、有步骤地打击盗版。而在胡适们的反盗版公开信发表之后，打击盗版行动更如火如荼，又提升到了一个更高的级别，继续深入开展。1932年5月21日，北平市政府“特发一九六七号训令，内云，为据商务印书馆各书店，呈请取缔翻版书籍，以维文化，而安商业等情……令行社会、公安、教育各局，迅予核办……同时准胡适等函请翻版书籍，设法肃清”。以政府法令形式，再一次重申了严厉打击盗版的立场与力度。

与此同时，一些深受盗版之苦的畅销书作家，也纷纷以个人名义，或与出版社联手，集中力量、重点整治一些专门盗版其著述的不法书商。1932年6月14日，文华书局经理郑朝栋，因盗版被检举，被法庭两传不到，竟然畏罪潜逃了。就连一贯性情温和的冰心，也按捺不住其著述被郑朝栋多次盗版的怒火，委托律师悬赏一百块大洋，公开登报通缉该犯。一时间，通缉盗版书商的报道，研讨如何整治盗版的各界言论，在北平的报刊上层出不穷地涌现着。1930年代初期的北平文化界，胡适们的“反盗版运动”从呼吁、号召到行动，逐渐产生了推动力与影响力，社会各界联手整治盗版的举措也初见成效。